陶宗仪的故国之思

陶宗仪，生于元仁宗皇庆元年，字九成，号南村，浙江黄岩人，元末明初著名文人。宗仪57岁这一年——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，明太祖洪武元年，农历戊申年，纪元1368年——王朝更替，由元入明。

陶宗仪生当元末，目睹元王朝的吏治腐败，纲纪废弛，刑赏失宜，对元朝已经丧失了信心。陶宗仪在55岁，也就是元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），在松江撰著完稿了《南村辍耕录》。在这部笔记的卷二八“刑赏失宜”条里，陶宗仪在叙述了几件元末事件后，感叹道：“朝廷法度既隳，刑赏失宜，欲天下宴安，不可复得矣。”陶宗仪完成这部笔记后不到两年，元亡了。

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。

这部《南村辍耕录》里，陶宗仪直陈元亡无日的话，所在多有。卷二三“醉太平小令”，陶宗仪记录了当时无名氏写的《醉太平》小令：“堂堂大元，奸佞专权。开河变钞祸根源，惹红巾万千。官法滥，刑法重，黎民怨。人吃人，钞买钞，何曾见。贼做官，官做贼，哀哉可怜。”引录之后，陶宗仪说：“……《醉太平》小令一阙，不知谁所造。自京师以至江南，人人能道之。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者，以其有关于世教也。今此数语，切中时病。故录之以俟采民风者焉。”陶宗仪记录这首小令，并说从京城到江南，广为流传，“人人能道之”。这也是借了流行的小曲而纪录元末社会和时政的混乱局面。

然而，元亡明兴，陶宗仪并没有感到有多少的好，他对新朝是疏离的，虽然这个新朝是汉人立的；他对亡元却有故国之思，虽然这个旧元是蒙古人建的。

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，起于草莽，从兴兵到建政，暴虐刻毒，为陶宗仪所亲历亲闻亲见，他撰著的《南村辍耕录》里关于朱元璋的暴戾的记载，也给后来的阅读者留下至深的印象。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九“想肉”条记载：“天下兵甲方殷，而淮右之军嗜食人，以小儿为上，妇女次之，男子又次之。或使坐两缸间，外逼以火。或于铁架上生炙。或缚其手足，先用沸汤浇泼，却以竹帚刷去苦皮。或盛夹袋中，入巨锅活煮。或剐作事件而淹之。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，妇女则特剜其两乳。酷毒万状，不可具言，总名曰‘想肉’，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。”陶宗仪在这则笔记后痛斥这样的暴行“是虽人类，而无人性者矣”。淮右即淮西，朱元璋的发迹之地。淮右之军，即朱元璋的部队。这样一个乱臣贼子的部队，暴虐刻毒，“是虽人类，而无人性”。

元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，朱元璋派手下大将朱亮祖攻打方国珍据有的台州，双方混战。陶宗仪的大妹宗媛、三妹宗婉和三弟宗儒夫人王淑被交战的乱军所执，义不受辱，先后殉节死难。远在松江的陶宗仪，丧亲之痛，无以言表。

明人杜琼所绘《南村别墅册页》之一，上海博物馆藏品。

这个部队的首领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，依然荼毒生民。如果说在明代之前，文化人不愿意应诏做官，还可以做隐士的话，朱元璋做了皇帝，很快连这一条路也不让文化人走了。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朱元璋规定：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，是自外其教者，诛其身而没其家，不为之过。”朱皇帝要征用你，你不肯来，你就是自绝于皇帝，就是犯罪，杀头抄家就是应该的。朱元璋的这个规定，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。文化人丧失了仕与隐之间的自由选择的权利。

陶宗仪的吴中好友和弟子，如杨基、谢肃、顾瑛、何伯温、夏文彦等等，有的因为在张士诚占据吴中时做过张士诚手下的官，有的因为是吴中富户，而受到迫害，被迁移离开吴中而远至他乡。夏颐贞是陶宗仪多年的老友，也被全家谪移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。陶宗仪写下了《折杨柳送夏西畴谪居大梁》诗。诗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江南九月天雨霜，雁声堕地秋风长。出门行行几千里，寒烟落日增离伤。”“荆蓁塞路猛虎伏，骷髅如山冤鬼哭。”凄苦怨愤。

朱元璋兴兵，残暴刻毒；开国后施行的高压酷烈的治国政策，也延绵二十余年。陶宗仪要对朱元璋政权产生“归属感”，这在事实上，也基本没有可能。

洪武初，陶宗仪先后两次被推举做官，陶宗仪以有病而推辞。幸而这个时候，朱元璋新朝初立，那条不应诏做官就要杀头抄家的规定还没有颁行。没过多久，朱元璋就开始对知识分子决不“心慈手软”了。

但元平定江南，天下混一，陶宗仪是记得那时伯颜大军不杀江南无辜百姓的往事的。他写的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一“平江南”条就记录了中书右丞相伯颜率大军取宋，世祖忽必烈对伯颜说的话：“朕闻曹彬不嗜杀人，一举而定江南。汝其体朕心，法彬事，毋使吾赤子横罹锋刃。”所以陶宗仪也就时常会觉得自己是明王朝的“孤客”，所念的不在“大明”，而是“故国”——旧元。比如陶宗仪写于洪武初年的《念奴娇·九日有感次友人韵》，词的上半阕是：“黄花白发，又匆匆佳节，感今怀昔。雨覆云翻无限态，故国寒烟榛棘。杜老飘零，沈郎瘦损，此意天应识。刬然长啸，不知身是孤客。”联系陶宗仪的身世，我们或许也就可以理解这首词里的“故国”“孤客”的含义了。

明人杜琼所绘《南村别墅册页》之二，上海博物馆藏品。

陶宗仪在他的著作《南村辍耕录》里，多有对元王朝治理问题的批评，甚至是严厉的批评，但这恐怕更多的是“恨铁不成钢”。他在内心里还是认为元续宋而为正统，所以在他的《南村辍耕录》里会全文收录杨维桢的《三史正统辨》。这篇文章是杨维桢在至正四年（1344）就修辽、宋、金三史上奏朝廷而写的，主要意思是说宋、辽、金，宋为正统，元承续了宋的正统，辽、金则不是。相比照对于元的态度，入明以后的很长时间里，陶宗仪对朱元璋的明王朝是没有能够产生“归属感”的。这也可以表明，朱元璋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，立纪陈纲，救济斯民”这样的口号，对看够了朱元璋集团的暴虐刻毒的陶宗仪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，是没有号召力的。金元易代之际，北方汉族知识分子为自己出来给蒙古人做事，而对夷夏之辩作过思考。思考的结论是：“天无必与，惟善是与；民无必从，惟德是从。”无论是夷是夏，只要能行仁政，天必与之，民必从之。元明易代之际，朱元璋旧话重提，还想以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”这样的口号来收揽天下人心，但他实在做得太暴虐太刻毒太过分了，这样的口号也就减弱了号召力。

陶宗仪后来在黄昏暮年时，心情似乎有所平静，对明王朝不再如以前那样的疏离或抗拒。这或许是因为这个时候，朱元璋的治国之策稍稍和缓了一些，另一方面，也许也是宗仪年事已高，气血不旺了，所以也想安享晚岁了。宗仪《丙子元日次韵》有这样两句：“笑把屠苏随后饮，南村我是老天民。”丙子年，明洪武二十九年，公元1396年，宗仪已是八十五高龄的老人了。

宗仪生年，史无记载，迄未确考，本文从陆林先生说。宗仪卒年亦文献无征。宗仪老友松江人张文珤永乐元年九月十四日卒，享年九十。文珤生前曾出资刊行宗仪著作《书史会要》卷一。宗仪受文珤孙请，为写行状（事见宗仪友胡俨《张处士墓志铭》）则知这一年宗仪尚在人世，宗仪故世当在永乐元年九月之后。成祖永乐元年，公元1403年，宗仪92岁。